在第一章中，亨利着重论述了地中海对欧洲商业的重要性，更甚至于认为“（罗马）帝国的存在依赖于它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如果没有这条重要的交通线，则对罗马世界的管理和供应都是不可能的。”是的，尽管在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但它对地中海的航海贸易并未构成多大的威胁这使之它与内陆各省的经济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亨利认为尽管欧洲在5世纪时期发生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规模的南侵事件，但“在入侵时期之后地中海并未失去其重要性”，原有的罗马帝国统治者以及后来的日耳曼人无不把地中海作为他们的关注重心，以至于它成为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以及几乎所有的日耳曼种族都把入侵目标不断向地中海靠拢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地中海也成为东西罗马帝国以至于后来墨洛温王朝与拜占庭帝国之间进行不断联系与交往的关键纽带，因此使得他们之间的各个方面的区别不会太大。

然而这一切的秩序在穆斯林的入侵之后被打破了，“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他的入侵封闭了地中海，同时也就使得“拜占庭帝国与西部日耳曼诸王国的纽带断裂了”，这使得西部的重心从地中海沿岸向北转移，这使得像马赛这样的商业城市逐渐没落。而北部萨克森人及诺曼人的入侵使得商业活动范围更加缩小化，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法兰克王国的兴起，并使之成为欧洲西部的重心。由于地中海的封闭使得系，西欧与东欧逐步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使的他们之间的发展差异性越来越大。

在欧洲商业经济没落的状况下，本应该随之衰落的城市和城堡却因为教会所保存下来。但它们的主要功能却放发了改变，成为了主教们的驻节地，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城堡成为了军事防御地与避难所。而后来复兴的商业就在他们周围产生。

在10世纪时，西欧进入了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人口增长，使得商业也不断复苏起来。南部以威尼斯为代表，北部以弗兰德尔为代表，二者的经济活动不断向中部辐射，从而带动了整个西欧商业经济的复苏。

而商人这一群体的再现实则最早是从众多的流民中发起的，他们之间进行相互合伙组成商业群体，进行或近距离或远距离的商品贸易，“他们不仅是自由人同时也是享有特权的人，摆脱了仍然压在农民身上的领地权利和领主权利”。

对待城市制度，“君主们总是倾向于支持他们的一方”，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领主权利加强了王权。

城市使得一种新的财富观念产生，“它不仅包括土地，而且包括货币和可用货币估价的商品”。城市也使得“古典时代以来第一批世俗学校的出现”，尽管在文艺复兴以前，这些学校的教育仅限于初级教育。城市居民将他们的“世俗精神与对宗教的热忱结合了起来”，尽管市民阶级经常与教会发生冲突，但并没有因之与宗教完全对立起来，这一切则将留待于以后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注：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中世纪始于公元3世纪，即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即位时期，该书就是以此为开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