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事与事之间是有联系的，尤其的人的事。由写作文，我想到很多。

　　我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不如说是中国学生的文章），其结构无非是开篇一段大道理，中间则是两则某位名人用这个道理做人，然后取得成功，结尾把道理再复述一遍，并且号召人们用这个道理做人。这种作文，人们称之为“佳作”，或由老师在课上念给同学们听，或成千上万印在作文书里。那些印在作文书记得“佳作”，底下往往有个“专家点评”，何谓“专家点评”？就是由一群自称专家或他人称之为专家的人把别人文章从头到尾夸一遍。

　　有一些人，恨透这套模式，在屋子里待久了，太热，他们打开窗子，要跳走。于是自编故事，写森林里的动物故事，写河里的鱼虾故事，嗯，事情得起自己的良心，但不会有好下场。可怜你辛苦写了几百字，即使他口角上扬，说“有点意思”，但总会零零散散给你打个几分，写得实在好了，也只是刚跨及格线，分数是不能和“道理作文”相比的。我也想过，这些学生是如何听来这些道理，人人都对人生看得如此透彻，发出如此感慨。或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把，或是文革留下的，也许都有，后人扔受用至今。中国人向来喜欢“体面”，人不太敢乱说话，所以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力求正经、严肃，一者见其文采出众，二者见其成熟稳重。那些跳窗的人，平时无关紧要的练习可以写羊写鱼，但一到真正考试，便又严肃正经起来。一有因低分受老师家长痛骂之压力，二也为拿个好分能抬得起头，所以，也不能免俗。其中最假的，莫过于考场作文。大家都想进高校，故讨好阅卷老师是不可少的。所以大家都教人做人，为见其文采，非要用古文调子写江南小镇烟柳画桥不可，甚至于通过几个“啊”强烈抒情，这个“啊”后面往往带走感叹号！而我看到满满的“激昂文字”下边，却是满纸的虚伪。说要淡泊名利的，你且叫他到西部支教，看他肯不肯；说在城市觉得人群冷漠，或看不到森林无法呼吸的，不妨叫他到山区呆几天，我猜他会说：这儿真可怕，真是人呆的地方吗？在一本书上看到有人骂郭敬明，因为郭敬明曾说：我写作就是为了赚钱。本来没什么错，只是这位骂人者说郭敬明把文学当做事业，认为郭写作目的太商业，侮辱文学。这种人，你既嫌钱如此之丑恶，倘若这本书刊登了你的文章，却不给稿费，或钞票摆在你面前，附一张纸，写：用“钱的好”为题，写一篇作文，写完拿走，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为显你清高，为何不再像李耳那样打出“无欲”“无求”的口号，或像孔朱之流说出“女人真是害人的东西”的话来？

　　当人们成长起来后，进入了社会。不过，也还是那样。各种报纸新闻，都大谈社会主义，大谈马列主义。30分钟的新闻联播，很多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主席亲切同村民握手。如果有机会，我会问问田里插秧的农民，还要问问局长市长，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局长市长，如果他不懂，我先是笑一下，然后反问：开会的时候你不是和同志们学习了吗？如果他懂了，我会谦逊的说：请你翻译成人话。

　　由此，我想到“领导”，由“领导”，我还想到一些问题。我在高中念书，公办的学校，是不是会有领导来，说要检查工作。于是在课上这帮大腹人来之前，总是发动全体，开始大扫除，各种擦窗擦椅，目的是为了给人家一个好印象，到这帮人一走，一切又恢复了原样。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校有初中部，我们没有周末，周末在教室进行一项叫做学习的活动，但在法律上，这是不允许的。为了“渡过难关”，于是前一天便进行安排，让初中部的放假回去，然后让各班班主任回去交待“封口”事宜，班主任说：明天要是领导来，问你们有没有初中部，或者周末上不上课，你们怎么回答？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但你能说有吗？于是一笑，很有默契大声齐声说：没有。

　　当很多的虚伪假套摆在眼前，注定会使有思想的人更加孤僻。我曾经无数次的想，到底文学的意义在哪里？但始终没想出个什么结果。但我肯定的是，它绝不是将嘴里说做而实际上做不到事情写在纸上给人们看。对于如何写作，鲁迅说：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我想还应加上：勿空谈。

　　学校是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的，尤其在中国，考试分数对一个学生来说是多么重要，而这往往是对一个作家最大的禁锢。人们似乎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想说什么不敢说，宁可忍着。忍着忍着，人容易憔悴，变老，所以我们总是开心不起来。一个伟大的作家，除了海明威说的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我想，一个作家最不缺的，是漫无目的的想象和无畏的叛逆精神。

　　在这场上上下下演的戏里，有的人不知道在演戏，还在演，有的人知道在演戏，却宁可埋没良知继续演。但光明正以正无穷大的趋势到来，现在没人喊，少有人喊，将来也一定会有人喊，而且大声喊：

　　“咔！”

　　高二:黄光景